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累積深厚，其中有看得見的物質文化（如服飾、 飲食、 建築、 生產工具……），有看不見的精神文化（如語言、 文學、 哲學、宗教……），有經歷長久而形成的制度文化（如婚姻制度、 宗法制度、 科舉制度、 教育制度……）。三者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但三者之中，貫串著一種精神，我們稱之為「魂」，它是民族文化最深層、最積極的核心，是民族發展的不竭動力，它包括思想、意識、價值觀、思維方法等，我們稱之為中華美德。

舉如《論語》的一句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又《孟子》的一段文字：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告子上》）

以上孔子（前551-前479）和孟子（前372-前289）的說話，二三千年以來，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君子，積極向上，愛國愛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亂世以至於國家破亡、民族罹難之際，更孕育出無數的犧牲個人利益甚至性命、以維護公義正理的「志士仁人」。文天祥（1236-1283）〈正氣歌〉中歌頌的如齊太史（？-前548）、晉董狐（春秋時人，生卒年不詳）、秦張良（？-前186）、漢蘇武（前140-前60）等十二位人物（當然也包括文天祥），正正就是能「殺身以成仁」、「捨生而取義」的豪傑。

本文將焦點集中於武則天（武曌，624-705）長安元年（701）王維（701-761，或說出生於693、694）、李白（701-762）出生至代宗（李豫，726-779）大曆五年（770）杜甫（712-770）離世七十二年的時空，看看三位盛唐時期的詩人巨擘及其作品所呈現的文化訊息，如何表現出中華文化的「根」與「魂」？並帶領我們建立「文化自信」，邁步人生！《文心雕龍˙時序》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究竟這七十二年間的「世情」、「時序」與及詩人的狀貌怎樣？我分幾點說明：

一、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方和北方的學風、文風，都呈現出顯然不同的狀態。南方喜莊老、尚清談，注重抽象名理的論辯。北方流行漢儒的經學，注重人的行為準則。南方文風華靡，北方文風質樸。唐朝詩人經過近百年的摸索，特別在「初唐四傑」和陳子昂的努力下，這兩種文風開始較好地融合起來。南朝的「文」融入北朝的「質」，北朝的「質」充實南朝的「文」，這種文質相待的要求和發展，促使盛唐的詩歌創作邁向新的領域。

二、這時，唐代文化在繼承唐初相容並包、開放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礎上，大力開展文化基礎建設，通過不斷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創造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高峰。儒道佛的思想都得到充份發展，詩人沈浸其中，必然受到或大或少的影響。

三、從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即位起的半個世紀為盛唐時期。這時期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強大，造成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的提高。這種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對於生命理想的樂觀進取的精神狀態，就成為盛唐文化精神的主流，也造就盛唐詩歌特有的風貌。而中外文化交流活動，遍及廣州、揚州、洛陽等主要城市，而以首都長安最為集中和繁盛。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宗教、音樂、舞蹈、美術等，都能廣泛吸取了外來的成分，大大豐富了盛唐詩人的寫作題材。當然，隨著個人不同的生活遭遇與生活態度，詩人們或者成為高蹈的退守者，如孟浩然（689-740）、常建（生卒年不詳）、儲光羲（707-760）等，或者成為熱情的進取者，如高適（706-765）、岑參（715？-770）、李頎（690-751）、王昌齡（698-756）等。而王維因個人的際遇，因時變化，兩者兼之。

四、安史之亂（755-763）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界標，也是唐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轉捩點。亂前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和亂後以杜甫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雙峰並峙，在詩歌創作方面，顯示了盛唐之所以為盛。李白熱愛現實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對其中不合理的現象則毫無顧忌地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牢籠但不願意接受，反過來卻想征服現實的態度，是後代人民反抗黑暗勢力與庸俗風習的一股強大精神力量。這也就是李白的獨特性，和杜甫始終以嚴肅悲憫的心情注視、關心和反映黎民百姓命運的那種現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相成的。杜甫以積極的入世精神，為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哀樂而歌唱。這就是後人尊李白為詩仙，尊杜甫為詩聖的理由。

詩佛王維

王維，字摩詰。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縣），從他父親處廉（生卒年不詳）開始，遷居到蒲（今山西永濟縣），遂為河東人。年青時有才名，開元九年（721，一說十九年）進士。曾任太樂丞，後貶官濟州。曾在淇上、嵩山一帶隱居，開元二十二年（734），任右拾遺。曾出使涼州。天寶年間，在終南山和輞川閒居。安史之亂後，篤志奉佛。官至尚書右丞。他在繪畫、音樂、詩歌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山水田園詩的成就尤其突出。

王維留下400多首詩，善寫靜中之趣，五言尤勝。性既好佛，又工繪畫，所以他的詩亦兼具禪理和畫意。蘇軾（1037-1101）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單是以下一些王維的詩句，大家自可在腦海中呈現鮮活的畫像：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相思〉）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送元二使安西〉）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漢江臨朓〉）

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終南山〉）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終南別業〉）

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秋夜獨坐〉）

遠看山有色， 近聽水無聲。（〈畫〉）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雜詩〉）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渭川田家〉）

王維詩歌以精煉而不雕飾， 明淨而不淺露， 自然而不拙直為特色，正如沈德潛（1673-1769）所言：其詩最見功力處「正從不著力處得之」（《 唐詩別裁集》）。以上詩句，不用典，文字淺明，似毋須解釋也能理解。可是，當你一看再看三看，又覺得有些蘊藏的意義實在太深太玄。

由於王維的母親崔氏（生卒年不詳）信佛，師事大照禪師（651-739）三十餘年，大照禪師即禪宗北宗神秀（606-706）的弟子。王维早年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影響，再加上個人的修為，又於四十歲左右時，遇到南宗慧能（638-713）的弟子神會（686-760），受其心要而精通禪理，其以詩寄寓佛家思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如：

軟草承跌坐, 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 觀世得無生 。（〈登辨覺寺〉）

趺坐簷前日，焚香竹下煙。寒空法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過次第禪。（〈過盧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欲問義心義，遙知空病空。山河天眼裡，世界法身中。（〈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上面的詩句，只宣揚佛理而詩意索然。用李夢陽（1473-1530）的說法：「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空同集》）究竟王維「詩高者似禪」的作品如何？試看：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木蘭柴〉）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白石灘〉）

荊溪白石出, 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 空翠濕人衣。（〈山中〉）

輕舟南垞去, 北垞淼難即。隔浦望人家, 遙遙不相識。（〈南垞〉）

獨坐幽篁裡, 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竹里館〉）

人閑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潤中。（〈鳥鳴澗〉）

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 紛紛開且落。（〈辛夷塢〉）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山居秋瞑〉）

在王維的眼中，凡日常生活所見的一切都是「真如」的本體，都充滿禪意、禪趣。胡應麟（1551-1602）許之為「入禪之作」 , 說「讀之身世兩忘，萬念俱寂」（《詩藪》）。現代特別是城市人，過著煩囂的生活，雖未必能經常沐浴於山林之中，但隨時可品味朗讀王維的詩，以禪的一杯茶，沖洗塵累凡腸，享受大自在的樂趣。

後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