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文論王維、李白詩之後，本文續論杜甫詩。

詩聖杜甫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陽，後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青年時科舉不第，曾在長安困守十年。安史之亂中他和人民一起流亡，曾被安祿山軍俘至長安。逃出後任肅宗（李亨，711-762）朝左拾遺，不久貶官華州。後辭官經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營建草堂，獲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晚年在夔州旅居二年，五十七歲時出川，在岳陽一帶漂泊，最後病死在湘水上。

杜甫一生，經歷大唐帝國玄宗、肅宗、代宗三個王朝，他出生於玄宗剛即位的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卒於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這五十八年正是唐帝國走向最繁盛，而又步向衰落的時候。度過這一段滄桑的歲月，杜甫以他生命的全副精神進行創作，流傳下來的一千四百五十八首詩歌，組成一幅又一幅生動而寫實的畫卷，將「安史之亂」前後的親身經歷，通過詩的各種體裁敷寫出來；他的詩集，儼然成為一部記錄社會變動帶給各階層變化與痛苦的寫實著作，既可印證正史的記敘，也可補正史的不足。由此，我們稱杜甫是「詩史」，杜詩是「史詩」，也就不難理解。

談到「詩聖」，《說文解字》：「聖，通也。」杜甫在詩歌創作藝術的高度，雄視百代，後世詩人極少不受其影響。白居易（772-846）讚揚杜詩貫穿今古，盡工盡善，元稹（779-831）更指杜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序〉），可謂推崇備至。杜詩之「聖」在此。然而如果因杜詩之能集大成而稱「詩之聖」則可，尊杜甫為「詩聖」則不可。「詩聖」是含有「詩界中聖人」的意義的。杜甫被尊為「詩聖」，主要在於我們從杜詩中體悟出一位公忠體國、仁民愛物的崇高人物形象。

蘇軾在〈王定國詩集敘〉中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杜甫一生落魄潦倒，歷盡坎坷，但他始終保持著儒家最推崇的仁者襟懷，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公忠體國，關注社會現實，關懷民族命運，關心蒼生疾苦。「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登樓〉）「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詩中，處處表現詩人本於性情，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所以能引發不同時代讀者的共鳴，特別在中華民族遭到外患衝擊之時，杜詩竟成為無數仁人義士和愛國詩人的精神支柱。

天地之間，人物並生，各得其性。杜甫的仁愛之心，由親愛家人、親友，推而廣之而及於天下蒼生，甚至於宇宙間的一切無情之物——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等，在杜甫的筆下，都成了有情之物，而逗人可愛可親可愁可怨！試看：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

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遣懷〉）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月夜憶舍弟〉）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天末懷李白〉）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遊〉）

白魚困密網，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 (〈過津口〉) 

杜甫一生流離困苦，雖曾任官，也屈居下僚，政治上似無所作為，對當時的社會沒有甚麼豐功偉績，但他始終秉持儒家「仁者」的道德情操。我們看到的，就是在普通百姓中的一位沒有憑藉，做好自己，而「超凡入聖」的人物，這位人物，竟用他畢生從事的詩歌創作，真實地反映出人格的偉大之處，光照古今與未來，成為中國人的典範。這點，才是我們認識「詩聖」的現代意義！

我們試讀杜甫的一首〈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歷代注家多認為此詩因哥舒翰（？-757）用兵吐蕃而作。宋代黃鶴（生卒年不詳）和清代錢謙益（1582-1664）則認為是因天寶十載（751）唐玄宗的外戚楊國忠（？-756）令鮮于仲通（693-755）征南詔事而作，因為《資治通鑒》裏關於這次徵兵的記載與〈兵車行〉開頭的描寫很相似。詩歌當作於天寶十載（751）以後。[1]

何焯（1661-1722）《義門讀書記》評曰：「篇中層層相接，累累珠貫，弊中國以繳邊功，農桑廢與賦斂益急，不待祿山作逆，山東已有土崩之勢矣。況畿輔根本亦空虛如是，一朝有事，誰與守耶？借漢喻唐，借山東以切山西，尤得體。」讀者細細品味，一位敢於反映現實，又不失溫柔敦厚的愛國詩人，如在目前，令人仰視。

總結

王維詩中的「佛」，李白詩中的「道」和杜甫詩中的「儒」正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核心。當然，人是有情感，遇物而變，王維傾向佛，並不表示他沒有積極的儒家思想與超世的道家思想。特別是後者的「無己」、「坐忘」追求「靜」的意識，在王維的山水詩中，俯拾即是。也許，王維的信佛，只是因生活中失意而尋求的一種寄託而已。[2]

李白詩中的仙氣與道家思想，固然突出，其在詩中表現的開創性的藝術精神，讓我們啟發良多。讀者不一定專攻文學，但任何學科專才，而應有的開拓創新精神，必然類似李白的超然想像力，敢於毫不保留的盡情奔放的情懷，才能獲致偉大的成就。李白絕非徹頭徹尾的道教徒，他一生懷抱著「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靖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儒者志向的。至於李白並不抗拒與佛教徒接觸，彼此交往，自然也受影響，其〈聽蜀僧彈琴〉與〈僧伽歌〉可見一斑。

杜甫無疑是儒家色彩最濃厚的，其詩中處處可見「致君堯舜上」的儒家精神。然而杜甫於道家、佛家思想在那個大時代中不可能沒有接觸、不受影響。他崇拜李白，與李白在梁、宋漫遊時，也曾求仙訪道，〈贈李白〉有「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3]句可見。對於佛家思想，他曾遇五台山學佛的許十一（生卒年不詳），有〈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示仰慕之情。[4]

限於篇幅，我無法多舉例證，深入討論。然而從三大詩人的詩歌中，給我們看到中國的思想界是多元與包融的，像陶淵明（約365-427）、蘇軾，有人說他們是儒，是道，是佛，其實都對、都不對，陶就是陶，蘇就是蘇，要看二人所遇所處所見所聞而有所適變，而最終陶就是陶，蘇就是蘇。也許王維、李白、杜甫三人，也可作如是觀。

[1]參教育局《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兵車行》 (2013 年 9 月)

[2] 參劉曉林：〈王維以佛入詩辨〉。《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頁63-68。

[3] 杜甫〈贈李白〉：「二年客東都，所曆厭機巧。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

[4] 參梁超然：〈傳統文化的儒、佛、道及其包容性——從唐代的詩聖、詩仙、詩佛說起〉。收入《中華傳統文化與新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頁422-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