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作為社教化一重要媒介，一個地方的教育制度必然對其人民素質造成深遠影響。這些影響不一定即時呈現，而是當這些接受教育的學生長大成人，投入社會，成為社會棟樑後，才會慢慢浮現。香港民意研究所多年來的調查結果顯示隨着反修例風波結束、國安法生效，香港人之國民身分認同雖然有增長 (例如香港人自稱為中國人之比率由2020年15%升至2022年18%)，但仍處於低水平。此外，香港很多人卻把西方那種一人一票普選政制視為所謂「國際標準」。筆者認為這些現象與香港教育歷史及學校課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1950年代初期，隨着冷戰的開始，全球局勢變得不明朗，促使東西方對立加劇。在這背景下，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政策意在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並利用其作為反共的示範窗口。西方的介入雖然沒有承擔防衛責任，但對港的經濟和政治影響無疑促使港英政府更加謹慎設計教育政策，以避免共產主義思想之滲透。

港英政府於1952年修訂之《教育條例》嚴格限制學校課程內容，尤其對於共產主義及敏感政治話題之討論。殖民政府希望透過此政策，培養政治冷感市民，從而避免社會動盪。此政策方針不僅控制學生思想，還影響其身分認同。教育成為政府「分而治之」之工具，通過受英國教育影響之香港華人精英與南遷國人之思想對立，使香港人未能在一些與中國相關之問題上達成共識，旨在削弱香港人對中國的直接連結，同時強化其受英國殖民之身分。

儘管香港人對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認同，慶祝中國傳統節日等文化活動依然活躍，但從小缺乏對中國的正確認知教育加上對共產政權之恐懼，使他們對於自己中國人之身分認同變得複雜。一方面，香港人渴望西方現代文明與自由；另一方面，對於大陸主流意識形態之抗拒進一步加深此矛盾。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英聯合聲明》成功簽署，香港回歸祖國日期確定，英國政府透過削減學校正規課程有關「中國人」身分之內容，使不少學生國民身分認同變得更加薄弱。這些學生在香港回歸後對國家充滿敵視與誤解，導致近年來香港社會一些政治鬧劇。

另外，香港市民擁抱西方普選政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受到中小學課程影響。正規課程方面，英國在結束香港殖民統治前，加強政治教育，重點教授西方政制，例如三權分立等概念，使香港人盲目擁抱西方式民主，視之為所謂國際標準。隱性課程方面，根據吳智滙於2018年刊登於香港教師中心學報《論教育與社會流動》一文，隱性課程指學生透過他們在學校之體驗，包括了解學校整體運作及與不同人互動，而潛移默化學習到之價值觀與態度。而中學之學生會選舉，正正讓中學生認識並體驗何謂選舉。很多學校的學生會幹事都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 (大多以內閣制形式進行)，而提名過程中也甚少涉及任何篩選或某候選人被校方取消資格。因此，學生經歷過整個選舉過程多年，便會誤以為這種選舉模式才是真正的選舉，而《基本法》提及的普選也必然以這種模式運作。他們無法全面理解民主、人權等理念，忽略了選舉形式乃至普選實施方式之多樣性。

學生會選舉看似簡單而無傷大雅，但也不是完全沒機會出亂子。本學年初，香港一中學之學生會選舉只有一內閣參選，惟候選內閣於選舉中未能取得過半數同學信任，故未能成功當選。然而，該校學生會會章並沒有提及如何處理候選內閣落選之情況。因此，學校採用間接選舉方式，於各班選出兩至三名班代表，於班代表會上商討是否應該啟動補選程序及學生會輪空時可如何維持最低限度服務。班代表於會議上進行民主表決，否決啟動補選，並通過本學年暫停一切學生會服務。

從事件整體發展，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反思。首先，一人一票，是否真的是大眾之福呢？假若選民之決定並不理性、欠成熟，沒經過深思熟慮，單從個人利益及情感出發，最終以普選或公投作出之決定並無益於大眾。筆者並非該學校一員，無意評論該校學生不信任原來學生會候選內閣之決定，但暫停一切學生會服務及活動一年，對學生而言並沒任何好處。政治學有個概念叫民粹主義，又稱多數人暴政，即在「少數服從多數」之原則下，多數人利益絕對凌駕於少數人之上，使少數人聲音完全不獲尊重。其次，當出現重大危機、要作重大決定，如以公投方式解決，是相當危險的。當香港出現一些《基本法》未有提及、極為特殊之情況，特區政府作決定前必先請示中央。同樣地，學校之學生會選舉出現會章並沒有提及之情況時，讓學生在未有能力看清全局之情況下通過投票決定如何處理，並不恰當。學校以這種形式運作，容易讓學生長大後面對香港政制時，充滿排斥和誤解。

學校是社會之縮影。教育之目的，理應為培養立於香港、具備國民身分認同與良好公民素質、理解香港政制之學生。當社會出現問題，我們必須反思是否教育出了問題。若發現問題，必須即時修正，而且修正不應只局限於課程設計與考評。說到底，現在進行改革，不會立竿見影，但若不踏出第一步，就是連改變的勇氣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