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8年10月至1940年11月，日本窮兇極惡，狼煙四起，肆虐廣東，廣州、潮安等36個縣市成為淪陷區或半淪陷區[1]。大批難民躲避戰火，湧入戰時“孤島”澳門，作為華南的國際避難所，澳門迎來了第一個難民高潮，隨著人口的激增，糧食緊缺，物資補及困難，澳門雖不是直接的戰場，卻是沒有硝煙的前線，各方勢力在此博弈，相對於政治局勢的錯綜複雜，社會民生問題也十分嚴峻。面對日本在我國的殘酷入侵、在澳門的暗渡陳倉，澳門華人“不中立，不缺位”，積極開展宣傳抗日、救亡賑難的活動，並且自覺組織隊伍，勇敢奔向前線，共赴國難。抗戰時期的澳門展現了人性的光輝、濃濃的家國情懷以及國際人道主義精神，一個個施粥場的建立，一座座難民營的創辦，成為硝煙歲月中的紅色記憶。銀坑難民營正是這段歷史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頁，它見證了廣東難民的苦難與堅韌，也凝結了中西人士的無私奉獻。這座難民營不僅是生命的庇護所，更是抗戰精神的縮影。

一 探索記憶：學術史回望

          抗戰時期澳門的周邊，彌漫著日軍的焦土濃煙，面對難民的遷入，澳葡政府、本地華人社團和宗教組織紛紛籌辦了施粥場、臨時安置點、難民所和難民營進行救亡賑難。粵澳同心，共濟國難，位於澳門內港對岸的銀坑難民營，也如同一盞微弱的燈火，接收了大批在澳及中山難民，續點抗戰人道主義的光芒，雖然這所難民營只存在短短二載，卻映現出無私的愛心與堅韌的意志，救助了許多難民和難童。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一代代中國人銘記這一偉大時刻。今年是2025年，在這八十年間，隨著時光的流逝，有些抗戰記憶不斷被加強，但是時間又總是無情，抗戰記憶裡的“銀坑難民營”成為歷史的專有名詞，與它相關的人物逐漸模糊，事件中的建築變為廢墟，化作遺蹟，這些人、事與物淡出歷史的視線，與之相關的研究也較為薄弱，等待我們後人去探索。

          2015年時值中國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學術界開始重拾銀坑難民營被塵封的往事，楊華芳先生分別在珠海和澳門發表了論文《灣仔銀坑難民營略述》[2]、《抗戰時期珠海灣仔銀坑難民營》[3]，二文通過日軍侵華檔案、澳門鏡湖醫院檔案、難民營創辦人馬保羅女兒馬菁岐的口述歷史訪談，打撈軼失的記憶，掀開歷史的輕紗，揭示了銀坑難民營的真實面貌，分析了該營創辦的背景，陳述了創辦人馬保羅的經歷以及難民營從開辦到結營的總體梗概，而且研究者還利用了馬菁岐收藏的珍貴照片再現歷史，當時難民營的生活情景與精神面貌躍然紙上。二文令這段沉寂多年的歷史深刻地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刻在我們的記憶，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抗戰時期澳門社會的認識，反映了當時社會各界的互助精神與抗戰意志。同時，他的研究成果也為後人提供了歷史鏡鑑，提醒後人不忘過去，珍視和平，讓我們理解那段烽火歲月中的民族精神和人道關懷。

          其實，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特殊時期，也有兩篇文史作品簡述了銀坑難民營的歷史記憶。中國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師李添嬡擔任廣東省三自會文史資料組的成員，負責撰寫有關基督教會歷史的文章，從1962年2月至1966年8月，她共書寫了22篇[4]，其中一篇名曰《何明華主教》[5]，受限於當時的形勢環境，她迫不得已下，在文中全面抹黑提攜她成為女牧師的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主教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揭露”他帝國主義猙獰的面目、社會服務（包括銀坑難民營）的偽善，以及管理教會的黑暗，“痛陳”他是兩面派的能手。

          與李添嬡撰文的同一時期，陳文也書寫了具有時代烙印的《英籍主教何明華與翠亨、銀坑難民營》一文[6]，該文通篇貶斥何明華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代表帝國主義，身披宗教傳道活動、慈善事業、難民救濟的外衣進行侵略，羅列他在中山縣石岐僑立醫院、石岐婦孺收容所、翠亨難民營、銀坑難民營思想荼毒和凌辱欺壓病人、難民的經過。

          這兩篇六十年代的文章時局思想過於明顯，正話反說，扭曲了記憶的情感；然而，在正反黑白的敘述下，“銀坑難民營”歷史事實裏的人物、時序和時空在不經意間被記載下來了。

          對於銀坑難民營的歷史，學術界鮮有專文深入研究，目前取得一定的成果：難民營的建立背景和生活場景，及馬保羅與難民營的密切關係等，而關涉難民營具體的存在時長、建築物、日常運作和負責管理的教會機構，還有除馬保羅外的工作人員，還有待探析。近年來，隨著珠澳文化保育者的積極關注與新史料的逐步發現，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銀坑難民營，試圖還原它的歷史記憶，挖掘其背後的深層意義，為我們理解抗戰時期的社會百態提供新的視角。

二 記憶碎片：史料覔尋

          抗戰時期銀坑難民營的研究尚屬薄弱，既有文獻多聚焦於宏觀敘事，多為片段式記述，缺乏系統梳理和對具體細節的深入挖掘。有關難民營的記憶，亟待我們拂去陳年的塵埃，重拾那段抗戰歲月裏不屈不撓的生存凱歌。為此，我們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再覔尋一些散落的史料，嘗試填補銀坑難民營的研究留白，斟酌它的歷史細節，連綴它的記憶碎片。

          相對於澳門市內的難民營，位於澳門內港對岸的銀坑難民營資料則較為匱乏，為了更加透徹地釐清它的起落軌跡，我們全力廣泛地查閱和收集相關的資料。目前我們所發現和整理的記憶碎片，分述如下：

1.田野調查：

我們數次實地考察銀坑難民營遺址，依據田野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全面地調查了遺址及其周邊的區域，目前我們發現難民營的池塘、數處建築物的台基遺石和道路基石等。

2.口述歷史訪談：

我們十分榮幸與兩位親身見證過銀坑難民營的記憶傳承者做訪談，她們是：難民營籌辦者兼工作人員馬保羅的女兒馬菁岐女士和跟隨母親在難民營居住過的周慧顏女士。她們現身說法，以各自的歷史參與身分、口述敘事角度與我們分享了她們小時候的難民營記憶和耳聞目睹的歷史細節。

3.人物回憶錄：

馬菁岐女士和曾任銀坑難民營牧師李添嬡出版的回憶錄[7]，為我們提供了難民營日常內部運作和人事關係的珍貴記錄，透過字裏行間，我們得以窺見難民的生活點滴和精神風貌。年代久遠，她們的記憶或許存在牴牾之處，但正是這些細微的差異，告誡我們運用多方面的史料去印證，去訂正。

4.新聞報紙：

分別創辦於1937、1938年的澳門《華僑報》和香港《大公報》以新聞報道的形式留下了銀坑難民營的第一手記錄，這也為我們框定難民營的時空軌跡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它們對難民營的報道始於1939年10月21日，止於1941年10月8日。

5.民國刊物：

民國時期由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辦的會刊《廣州女青年》對銀坑難民營也做了介紹，可惜我們只找到1941年第2期的封面，封面刊登了銀坑難民營的合照[8]。同年，為避戰亂遷澳辦學的協和中學正值建校三十周年，出版了校慶特刊《協和中學創校三十周年紀念刊》[9]和《協和中學三十周年紀念會場特刊》[10]，此兩本刊物記錄了馬菁岐的畢業資料和曾任難民營主任劉信恩女士的照片。

6.圖像史料：

這批圖像史料包括馬菁岐女士私人收藏的難民營照片、民國時期的地圖和美國地質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拍攝中國的衛星地圖。這批圖像史料比文獻史料直觀和形象，是我們十分重視的部分，排比不同年代的圖像，同時結合當時的文字記載，銀坑難民營的歷史圖景瞬間具像化了，更顯生動。

十分遺憾的是，我們未能查找到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和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關於銀坑難民營的民國檔案，這些缺失的檔案或許隱藏著更多珍貴的歷史細節。一分材料一分說話，一段史料一段記憶，我們透過這些文獻與圖像相互印證，綜合分析，我們仍能勾勒出銀坑難民營的基本面貌和記憶脈絡，使我們對難民營的歷史有更立體的認識和理解。未來，我們將繼續深挖更多史料，以期豐富並完整它的歷史全貌。

三 重構記憶：難民營史跡探微

          歷史，是一面多棱鏡，我們從不同的面去察看，會有不一樣的風景；歷史，也是一面放大鏡，照見它的不同細節；歷史，亦是一面顯微鏡，探研它的每一個細節；歷史，更是一面望遠鏡，立足於此，眺望未來。銀坑難民營，猶如一面歷史的鏡子，重拾並收集它的記憶碎片，連綴成線性軌跡，拼湊為鏡面，折射出大時代下社會的複雜面貌和人情細故。

（一）難民營遺址的地理位置

          銀坑難民營遺址位於現今珠海市香洲區灣仔街道的銀坑水庫旁（圖1），北緯22º11’06.19”，東經113º30’52.43”，三面環山，東面是銀坑頸山，北面是加林山，西面是燒豬石山。其山下是十字門水域，對岸是澳門半島。

（二）難民營遺址的現況：

          銀坑難民營1939年建立，其所在地段歷經八十多載的地理變遷和人工開發（圖2[11]、圖3[12]），我們面對複雜的自然環境和人為環境，實地考察，手執馬菁岐女士提供的老照片，按圖索驥，全面地調查了難民營遺址，截止目前我們發現難民營的池塘（圖4）、數處建築物的台基遺石和道路基石（圖5）等。

圖5 難民營建築物的台基遺石和道路基石

（三）馬菁岐1937至1941年的生活足跡

          馬菁岐，原名馬潔芬，後來在學醫時易名馬青驥，於1987年12月再改名為馬菁岐，1924年生，祖籍廣東台山，父親是馬士驥（又名馬保羅），母親是司徒麗昭。根據馬女士的口述訪談和回憶錄，再輔以協和中學的史料，我們整理出她在1937至1941年的求學經歷及其周遭事件，這對於我們重構銀坑難民營的人物與時空關係，至關重要，其行事如下表所示：

（四）難民營的創立

          1938年9月馬菁岐開學後的一天下午，早已辭去廣東省財政廳工作的馬保羅和妻子司徒麗昭計劃去重慶參與抗日活動前，到澳門探望她。夫婦二人路經新馬路，看見路上滿是三灶難民，當得知是由於日軍攻佔了三灶，老百姓逃難至澳門後，他心生惻隱之情，決心安頓好難民。馬家是中華基督教會的教友，當天晚上請求浸信會美籍嘉牧師向美國募捐，請求聖公會英籍屈定伯（H.A. Wittenbach）牧師向英國募捐，他自己則打電話給美國的中華基督教會和華僑們尋求善款[14]。善舉不負有心人，得到美國華僑慷慨解囊和若干教會的熱心幫助，總算為難民籌集到一筆款項了。

          11月，馬保羅與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主教何明華一起把難民安置在中山縣翠亨中山紀念中學，建立“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翠亨婦孺救濟院”，簡稱翠亨難民營，由屈牧師當主任[15]。

          1939年上半年，馬保羅在澳門周邊尋找合適的地方，籌建難民營。後來他來到灣仔的一個小鄉村銀坑，發現那裏有個小瀑布，有穩定的水源，認為可以此地作難民營。10月，他獲得當局同意，借得此地，便請工人開始施工，用竹子在那裏搭建棚屋[16]（圖6[17]）。由屈牧師指派專員於銀坑鄕設臨時辦事處，監理建造各項工程，很快已搭建好難民宿舍兩座和辦公室。

          10月23日銀坑難民營開始收容難民，可容納三百餘人，入營資格為：“須得所屬鄕長或慈善機關介紹，開列名單，向銀坑難民營臨時辦事處先行登記，領有難民證者方准收容。”香港女青年會派5名職員協助在營內籌辦小學，教育難童[18]。10月底，蓋好了醫院和廚房，已有四五十位難民入住，並計劃搭建大棚宿舍五座，把翠享難民也撥入居住[19]。

          銀坑難民營有條不紊地開展救濟事業，到11月中旬，已收容難民不下二百餘人，那時禦寒品物短缺，需要社會捐助[20]。

（五）難民營的建築物

          1939年11月25日星期六下午，培正中學學生基督教青年會一行8人探訪銀坑難民營。活動結束後，他們撰寫報告發表在會報《青年會月報》上[21]，這份報告作為第一手史料，如實記錄了培正學生的所見所聞，是我們重構銀坑難民營前期歷史的重要記憶文獻，也為馬保羅夫婦正名，因為二人均失載於報紙和相關文獻裏，只在他們女兒回憶錄有詳細的事跡描述：

1.捐贈品：攜同50張草蓆，20個臉盆，面巾牙刷各6，及千份印製好的病假單。

2.建築物：房子七座，辦事廳和屈牧師的住所是木搭的；一小座磚砌的廚房；一座醫療室，兩座宿舍，一座課室，都是葵棚。

3.難民營人員：主理人是英國人屈定伯牧師，工作人員馬保羅夫婦和趙醫生，還有其他職員三四人。

4.難民：難民約有210人，部分來自三灶。其中多為婦孺和老人，兒童約有70餘人，適學兒童50餘人，該營設有小校，每天都上課。其中一座宿舍居難民182人，舍長1人，床位僅有64個，以小孩居多，與母同床，因而足以分配，宿舍內部十分整潔，難民亦很健康。除了患病的難民外，他們都分配好工作，多是上山取柴和做飯，規定六人打理柴火。至於衣物，規定每星期六將一星期籌集所得者發給難民，出院時交還。

          根據培正學生的報告和馬菁岐女士收藏的難民營全景照（圖7），推測在培正學生參觀後的一段時間，難民營又搭建了三座葵棚，圖８是建築物分佈示意圖。

（六）難民營的日常運作

1.難民營名稱：銀坑難民營、銀坑救濟院、銀坑慈幼院。

2.運作資金：來源於社會各慈善界和海外華僑[22]，還有馬保羅家的積蓄[23]；1941年主要由英國賑濟會支持，國際紅十字會援助物資[24]。

3.主理事務的教會組織：第一階段為1939年10月至12月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第二階段為1939年12月至1941年10月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

4.人員構成：主任、駐營牧師、秘書、總務、一位醫生（曾由德籍猶太人温德生和趙醫生擔任過）、兩位女看護、若干位老師。

5.日常運作：

          難民營的日常運作，以難民營創立時的1939年10月至12月馬保羅去世為第一階段，由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主導工作，主教何明華先後派遣過英籍牧師屈定伯、華籍牧師麥彼得、美籍協和中學教師劉信恩（Edna Lowrey，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董事）、英籍牧師蔡道生（Charman）作為代表駐營[25]，馬保羅任秘書兼總務[26]，處理營內大大小小的事宜。

馬保羅會買牛、豬、雞、菜種籽給難民，根據不同的工種劃分出地方，讓他們勤勤奮奮地自力更生。有成果後，便拿到澳門販賣，掙回來的錢，一部分給難民們發工資，一部分作為營運資金。司徒麗昭負責教授手工製作。工作結束後，大伙一起吃大鍋飯，早上起來會喝豆漿，偶爾會有牛奶或者粥，難民營裏吃的東西還不錯，會安排不同種類的食物[27]。營裏有幾位老師，兒童平時在山頭上課，有善長捐了一架風琴，用來上音樂課。

          馬保羅去世前，請來了協和中學校長廖奉靈的十妹廖奉貞擔任難民營的主任，她也是該校的教師，同時是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幹事。第二段的日常運作由此時開始，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接辦難民營的工作。在蔡道生離開後，何明華沒有派出任何外國籍人士駐營。該女會聘用澳籍李某（Mr. WalterRerch）駐營，月薪80元港幣，供膳食，以三個月為期。過了一段時間，1940年夏天，何明華派來與女青年會十分友好，時任澳門聖公會聖馬可堂主任李添嬡每逢星期四黃昏之際，乘搭營內的小船赴營地去培訓慕道者，慕道組別分別為成年人和兒童。她會宿營一夜，翌晨主持早禱禮拜，然後返澳[28]。

圖9 銀坑難民營人物圖

          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接辦銀坑難民救濟院（1940年新的名稱，即銀坑難民營）以來，提倡農事、畜牧、手工等生產事業，於1940年9月得到新聞報紙報道[35]。直至1940年底，收留貧難同胞200餘人，相關工作完善[36]。1941年第一季度，廣州基督敎女青年會把銀坑救濟院改為慈幼院，專收容難童，教育自立自強，敎授各種農林、畜牧、工藝、商業知識[37]。然而，好景不常，終因經費不足，難以為繼，慈幼院結束[38]。

          揆上，我們輕輕撥開歷史的帷幔，尋蹤覔跡，利用各類文獻史料和圖像史料，串連了銀坑難民營的記憶碎片，雖然銀坑難民營只存在了短短二載，但這段記憶卻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親歷者和後來人的心中。

四 延續記憶：研究意義

          銀坑難民營的建立，凝聚了多方力量，每一塊磚石，都浸透著創建者的淚水與堅守，從物資籌集到日常管理，無不體現了社會各界對難民的無私援助。儘管條件艱苦，但難民們在互助中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這段記憶不僅是對苦難的銘記，更是對人性光輝的頌揚。難民們在這裏相互扶持，共度時艱，無論是華人還是外國義工，都傾盡全力，傳遞著溫暖與希望。   

          與難民營相關的人物，未必都是大人物，甚至之於時間長河，他們只是歷史的微塵，如果沒有這次的重構研究，他們的故事早已消失在歷史的視野，打撈他們的碎片，延續他們的記憶，傳承他們的事跡，賦予他們新的生命。群山迴響，不絕於耳，歷史微塵，也顯力量，大歷史與小歷史，大人物與小人物，他們均是英雄，都是生命的托舉人，更是抗戰精神的象徵。

附錄：馬菁岐和周慧顏女士口述訪談錄

馬箐岐口述

          我的父親叫做馬仕驥。他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馬保羅。他是加洲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祖居地是臺山的白沙牛鷹尾村。十歲就隻身遠洋讀書，去到美國，不僅僅是讀書，因為當時有很多親戚在美國那邊做洗衣店、餐廳之類的。都會叫他去幫忙。後來他就做了基督教徒。

          後來他一直讀書，讀大學。他學的是經濟專業。我父親還沒畢業的時候，就是還在讀大學的時候，他就到處奔走。為了革命，孫中山的革命，到處去募捐。他就是喜歡抱打不平，反抗很多不平等的事情。革命當時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回中國的時候，已經是民國。回到了廣州。在美國接受了先進的思想，他一個年輕人回來的時候，是想著要幹一番事業的。

          回到廣州的時候，他看見很多東西都很不順眼，那時是民初。後來，他就來到香港。在中環開了一間銀行，他是學經濟的。他開的銀行叫“東方銀行”。在中環，就是現在地鐵的那個位置。那時候，這間建築物叫“鐵行”，他就在那裏開銀行。他應該算是銀行的老前輩了。將西方理財的一種觀念、經濟的運作帶來了東方。他就是很喜歡做一些領導潮流的、創新的事情。“省港大罷工”時我父親“開倉濟世”，幫助那些饑民的做法得罪了當時那些英國人，英國人就要抓他“治罪”了。

          我們回到廣州的時候，要投靠我的叔公，就是馬超俊，那時，他是廣東省建設廳廳長。

他管很多建設專案。比如說，從廣西到廣東，有很大的一片樹林。我叔公他們就叫我父親擔任“森林局”局長的職務。後來在北京路的“路尾”步行街那裏建起了財政廳。那時是用“大洋”的，民初時期，袁世凱做“總統”，十分需要有經濟學位的人。他們就推薦我父親。做財政廳廳長。

          他做了很大的改革，因為剛好是他學的專業。於是他就將西方理財的經驗運用到廣東的建設方面了。把“大洋”變“商號”。他發現他的部下又貪污，而且貪得太厲害了又辭官了。

辭官後他又想要做中國鞋王。

          他雄心勃勃發展到在上海有一間制鞋廠，湖北又有一間制鞋廠，廣州也有一間制鞋廠。他找回在美國的同學幫忙，在那邊集資，買機器，從那邊運過來。但運第一部機器在半路的時候運去上海的時候，就發生“七七”事變了。東西還沒到上海，就要計畫“走難”了。

          我們趕著收拾所有的行李，去到一間教堂，在廣州的西村。安置了行李之後，我們就開始“走難”了。走去哪里呢，因為我在協和讀書，協和中學是一間很出名的學校，在西村。我父親和校長是很熟的，他們是一間基督教學校的校長，有美國教會支持的。很多都是留美的學生。我父親當時就在留美學生會做過主席，所以同他們有好多好多的接觸。廣州協和的校長就是廖奉靈女士。大家商量,“走難”去哪里好呢？那時候就決定先去臺山。

          廖奉靈校長家和我們家的關係要追溯到我外公那一代，也就是司徒家。我媽媽是姓司徒的。我外公就叫司徒英祺。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了外國，做了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總買辦，這間公司到現在還存在。

          我外婆就在美國住，有八個小孩。當要生第八個小孩的時候，我外公就提議，就讓阿八在船上出世吧。在船上出世的話，他一生一世搭船都不用給錢了。誰知道這個老八就是遲遲不出來，回到香港都還沒有出世，一直到了廣州才出世。這個阿八就是我的媽媽。

媽媽叫司徒麗昭，是“協和”的第一期學生，她在廣州長大，在廣州受教育，在惠福路附近。我媽媽開始是在女師讀書，後來“協和”創立了，就進了“協和”。

          日軍空襲廣州後，我隨學校遷往澳門，我在澳門讀書期間與父母通信很難。有一日他們倆突然來到，我就覺得很奇怪了，也很開心。他們來探望我，就要住酒店。誰知那天晚上，就在澳門的新馬路，我們在逛街的時候，看見那裏坐滿了難民。我父親就問他們，你們是從哪里來的？他們就回答說，三灶島。

他們說是從三灶島來的，我父親就很關心了，問三灶島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來到澳門這裏來。原來日本人在三灶島那兒建了一個機場。那機場建好後，日本人就要把所有建機場的員工都殺掉。於是三灶島的人就趁日本人他們在慶祝機場落成，開篝火晚會的時候，殺了日本人。於是那時候三灶到處都是血。日本人被激怒了，下令三灶島的人無論年紀多大，老的老，小的小，都要全部殺光。於是三灶島的人他們也來不及收拾東西，就逃難到澳門來了。

          當時，那些人坐滿整街條新馬路，我父親說，這樣不行，沒有人安頓這些人，他們吃啊、住啊的都很困難。於是，他就去教會。去浸信會，對一位西人牧師說，三灶島的難民，政府沒有管，你們管不管？現在整條新馬路都是難民，難道你們不知道嗎？這位西人牧師，是一位英國人，叫屈定伯。他就說，這些事，我們也沒辦法啊。我父親說，沒有理由沒有辦法的，應該去外國籌款回來解救他們。於是，他又去聖公會求救。澳門有三個大教會。聖公會主管也是一位英國牧師。他就跟這位牧師說，你去英國籌款，另一個去美國籌款，我就打電報給那邊的華僑去籌款。

          他本來是要去重慶的，這樣一來，就要放下所有的其他事，來救濟難民了。最後重慶沒有去成，我父親就連夜打了很多電報給那些華僑。很多華僑都是父親在美國的時候幫過他們忙的，因此他們就也很熱心，幾個教會也很熱心，於是就籌到了一批款項。但那些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寄到過來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處理的，因為我在學校寄宿，他也沒有詳細告訴我。總之，他就先把這些難民，通通帶進了翠亨村。

          在那裏，一張席子就住一家人，煮大鍋飯，那些難民就在那兒暫時住下來了。等到那些籌款送來了，我父親就四處找地方，籌建難民營。他去到澳門對面的灣仔去找。灣仔再走遠一點，有一個叫做“銀坑”的地方，好像說現在做了水庫。去到銀坑，他覺得，那裏應該是安頓這些難民的很好的地方。因為那裏有一個瀑布，也就是說凡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適宜居住。

          我父親就和銀坑那邊有了“接頭”，於是，就有一整個山頭，答應可以讓他利用。就在那兒搭棚，難民們就在那兒住下了，這就是難民營。我想，那裏大概也有五百多六百人。這些人當中，有的人是養牛的，我父親就設法買牛給他養；養豬的，我父親就買種豬；種菜的，他就買菜種。根據每個人的不同工種來劃分地方，讓他們勤勤奮奮地去幹。做出“成果”來，就拿去澳門賣。到澳門賣豬、賣雞等掙回來的錢，就用來給難民們發工資，但吃的是大鍋飯。真的是“共產”了。

          在那裏，我父親還請了一個醫生，兩個看護。小孩子就在山頭上課，據我所知道，還有人捐了一個風琴，也有幾個老師。在那裏安定下來了。

          整個山頭的人都很高興。我父親當然也要住在那裏面了，我媽媽同樣也要住進去。我媽媽負責教手工，婦女們也有“手工班”上。畢竟我媽媽她是在師範畢業的。在那裏很和諧的。我放假也有家可歸了，家就在難民營那兒。那時候，難民營裏的難民是很高興的。

          我是一個月放一次假的。有一次，我回到難民營的時候，我父母親他們就問我，除了讀書之外，你還有沒有工作做？我就說起辦那個“街童學校”的事。他們聽了就很高興，說我也算做了些社會工作，鼓勵我繼續努力。

          但沒想到，這一次的談話卻成了我父親他對我最後一次說話。我記得，那天是禮拜六，我回去銀坑，禮拜六晚上，跟我父親有一次這樣的談話。過了幾天，我已經回到澳門學校，校務突然來到課室找我，叫我立即回家。我一聽，就知道一定是父親出事了。

          我當下就叫了一聲，爸爸一定出事了。按理應該是沒事的，我放假回家的時候，他還跟我談過話。當時，我立即去碼頭坐船回去，回銀坑。去到碼頭的時候，就遇到另外一個醫生，這位醫生就是葉培初醫生，他是當時廣州兩廣醫院的院長，也是美國留學生，和我父親是老朋友。葉醫生也趕到那兒，我們兩個人就一起回到難民營。葉醫生還說，我父親沒理由出事的，星期三的時候，他還來我那兒聊天，那時候還沒事的。我也說，我星期六的時候也還跟他聊天呢，而今天卻這樣。

          就跟葉醫生兩個人一路回到難民營。那時候我媽媽就一直在那兒哭。進到房間，我就叫了聲爸爸，他聽我喊了一聲後，就又把眼睛閉上了，這樣就去世了。

我媽媽就說了，不許任何人進去碰他，只給我一個人進去。我當時只有十五歲，又沒有經驗。但也沒辦法了，有兩個看護陪著我。我就幫父親整理好，擦乾淨臉。另外有一個在那裏做主任的，她是廖校長的第十個妹妹，是女青年會的幹事。

          她當時就在那兒負責。她對我說，不要怕，我和你一起去灣仔訂棺材吧。我們就從銀坑一直走到灣仔去訂棺材。當時，全體難民哭到整個山頭都有回聲，一個月沒有停過。整個難民營只有我一個人沒流一滴眼淚。

          後來，葉醫生在過後一百天左右，就把這個迷解了。原來我父親有一點哮喘，在農曆的十一月初一，刮南北風，天氣不好。那時候外國的款項也到了。當時就全靠外面幫忙，我父親他就很擔心那幾百人的生活。

          他的擔子非常重。過於操勞，就在星期一的早上，他覺得氣管呼吸不順。於是，我媽媽就叫那裏的醫生來為他看病，給他打針，打的不過是葡萄糖鈣，很普通的針。但是進了空氣。

          這樣，我父親就不幸去世了。整個難民營怎麼辦呢。還有英國屈定伯牧師跟我們一起住。他也是全身心幫忙處理難民營的事的，但發生這樣的意外事件，連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是在一個難民營裏去世的，但是他用自己的心血,去挽救在抗日戰爭中被日本人無辜慘殺的遺孤，家屬，因為這樣而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他的這種的精神，很多的計畫，無非都是為了救人。這種精神我是應該要學習的。

周慧顏口述

          我叫周慧顏，今年虛歲86歲（2016年9月4日），我是三灶屋邊人，我的母親從小就在澳門居住，父親是香港海員，行船兩年半才能回一次香港。為了避日本人我們住在澳門的雀仔園，淪陷後，澳門和外界斷聯，引發糧食短缺，有市無價，爆發饑荒。

          當時的境況下，我母親生我妹妹才五天，就要出門去搶米，費了很大氣力才拖了一袋玉米上車，載回澳門。回程中，那些路上的人看到了，還會把袋子弄爛，就為了搶漏出來的玉米，回來之後，整袋玉米只剩半袋了。

          當時如果買了個煎堆抓著吃，馬上就會被人搶去。時局艱難。實在沒辦法了，我母親怕子女餓死，所以帶著我們五個兄弟姐妹逃難到銀坑的難民營生活，當時真是聽到哪里有飯吃，拼死也要過去的。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難民營是誰開的，只是聽我母親說，西洋政府開難民營，可以去接受救濟，日子過得好不好都無所謂了，不然你們都要餓死了。然後我們就去了。去難民營要先報名，然後會按照人數紮好有格子的大棚，接著按照你報名的順序，一個個安排到格子棚裏面，也不是隨便就能進去的。當時我們是因為父親是海員，所以才比較容易被難民營接納。

          難民營裏有很多同伴一起，很多三灶人在難民營，不舍得難民營，如果不是難民營解散，她是不會走的，小孩子又有玩伴，也有飯吃。只是後來難民營解散後，就各走各路、回到原當時三灶人很團結，經常在一起的，至少有八家、十家三灶人在那裏，而且是全家都在那裏，很多同伴。

          在難民營大家都是在那個有隔間的坑裏洗澡的，也沒有廚房，自行解決。大人尤其是婦女，會自己搬水去隔間洗澡，而小孩子多數都是直接跳進大的水道裏洗。

          早上起來會喝豆漿，偶爾會有牛奶或者粥，難民營裏吃的東西還不錯，會安排不同種類的吃食。難民營裏有的人真的隨身帶著十字架的，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做什麼的，只是說這個難民營是國外的人籌措善款，回國救濟所建，不知道搭建難民營的人是不是這些人。

          在難民營其實自己喜歡做什麼都行，沒有固定要求；只是會有人安排諸如做飯、洗菜之類的事情，就跟著做就行，這些都是難民在做。當時會在報名進難民營的難民裏，進行一些諸如統計人數、做飯之類的人員安排，每天需要的吃喝數量都是難民來計算的，再根據數目向難民營獲取物資。也就是說，難民營裏是有主理人的，但具體身份我就不太清楚。

          難民營裏，大人會做諸如做飯、洗菜、運大米糧食之類的事情，裏面會包含麵粉，有時候也會做做包子，會有牛奶喝。還有時候，會煮一大桶白粥來分發，難民可以拿碗去裝。

          那時候很小，剛剛記事的年紀，能記得有牛奶喝、有飯吃，還要打預防針。

          後來一段時間之後，難民營解散了，裏面的人就只能回去，我們也回到了澳門。回去之後，又沒飯吃了，我當時有個妹妹才八個月，餓得腳都腫了，我媽只能把她送進孤兒院，就是澳門後面那所由白頭姑開的孤兒所，我母親很捨不得，第二天又去孤兒院看她，那裏的工作人員就說，“你女兒很好，已經被一個很富裕的人家領養了，你不用掛念了”，不讓我母親去看，她也就只能如此了。

          我還有個大哥和一個姐姐，當時有些人，專門賣人賺錢，我母親就把我姐姐賣了。後來，那個賣人婆又來了，和我母親說，“你的女兒很好，我不舍得賣，所以認了做幹女兒”。我母親就說，“不如您把我們一家人帶過去，我也不虧待你，等我把四女兒賣了之後，給您一些路費”，然後答應了，我們就一直去到了湛江，等光復之後，才回到澳門。

          日本人投降之後，我母親家族的叔侄親戚寫信給她，於是我母親就帶著我們回澳門了。

[1] 《廣東抗日戰爭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抗日戰爭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頁。

[2] 楊華芳《灣仔銀坑難民營略述》，政協珠海市委員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23輯，2014年，第1—14頁。

[3] 楊華芳《抗戰時期珠海灣仔銀坑難民營》，《文化雜誌》第97期，2016年，第43—54頁。

[4] 李添嬡著《生命的雨點——李添嬡牧師回憶錄》，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1993年初版，2010年再版，第83頁。

[5] 李婖嬡《何明華主教》，收入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49—263頁。

[6] 陳文《英籍主教何明華與翠亨、銀坑難民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山縣委員會編《中山文史》第3輯，1965年，第55—60頁。

[7] 黃馬菁岐口述，文振球整理《醫・學・人生: 馬老師的故事匣》，香港：維德教育發展有限公司，2017年；李添嬡，同上揭書。

[8] 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編《爾乃世之光——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100周年紀念特刊（1912—2012）》，2012年，第40頁。

[9] 《協和中學創校三十周年紀念刊》，1941年。

[10] 王希逸、吳貽蓀主編《協和中學三十周年紀念會場特刊》，1941年。

[11] 美國地質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衛星地圖，檔案編號：D3S1211-100084F114，拍攝時間：1975年12月17日。

[12] Google地圖，拍攝時間：2024年1月。

[13] H.A. Wittenbach, ‘Tsui Hang: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a Refugee Centre’, in The Outpost: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Kong) and South China, 1939, April-June, pp. 13-18.

[14] 黃馬菁岐，同上揭書，第48頁。

[15] 陳文，同上揭文。

[16] 黃馬菁岐，同上揭書，第49頁。

[17] 楊華芳，同上揭文，2016年。

[18] 《聖公會港粵敎區擴大救難工作，在銀坑增設難民區，定後日開始收容，港女青年會派員協助籌辦小學一所》，《華僑報》 1939年10月21日，第4版。

[19] 《銀坑難民棚完成兩座，已有難民入居》，《華僑報》1939年10月27日，第3版。

[20] 《銀坑難民院請醫生護士各一名》，《華僑報》 1939年11月19日，第3版。

[21] 《濟助銀坑難民營》，《青年會月報》第四期，第Ⅱ頁，收入《培正校刊》第十一卷第四期，1939年12月15日。

[22] 《聖公會港粵敎區擴大救難工作，在銀坑增設難民區，定後日開始收容，港女青年會派員協助籌辦小學一所》，《華僑報》 1939年10月21日，第4版。

[23] 黃馬菁岐，同上揭書，第55頁。

[24] 李添嬡，同上揭文。

[25] 李添嬡，同上揭文。

[26] 陳文，同上揭文。

[27] 周慧顏女士口述訪談。

[28] 李添嬡，同上揭書，第46頁。

[29] Philip L. Wickeri and Ruiwen Chen, Thy Kingdom Come: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Anglicanism in Hong Kong, Macau, and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77, fig. 64.

[30] Philip L. Wickeri and Ruiwen Chen, Thy Kingdom Come: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Anglicanism in Hong Kong, Macau, and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05, fig. 92.

[31] 趙思源、伍玉霞編《聖公會港澳教區澳門聖馬可堂：五十週年金禧紀念特刊1939—1989》，澳門聖馬可堂，1989年，第9頁。

[32] 王希逸、吳貽蓀，同上揭書。

[33] 陳小章著《澳門教育與廖德山一門》，香港：三聯書店、澳門：澳門基金會，2024年，第68頁。

[34] Philip L. Wickeri and Ruiwen Chen, Thy Kingdom Come: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Anglicanism in Hong Kong, Macau, and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96, fig. 83.

[35] 《女青年會工作近況》，《華僑報》 1940年9月19日，第5版。

[36] 《女青年會定期繼續賣物，本月廿一日在燒灰爐街》，《華僑報》1940年12月19日，第4版。

[37] 《女青年會駐澳辦事處募捐成績佳超過定額，該處辦各項特種敎育，繼續努力為社會服務》，《華僑報》1941年4月3日，第4版。

[38] 《華南兒童敎養會在澳開設新院，院址在臺山，收容難童百名，望各界捐助經費造福難童》，《華僑報》1941年10月8日，第5版。

*照片由供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