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復常後的大中小學現象

摘要：失去了三年正常的中學校園生活，對疫情後的大學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或許，大家認清事實後，年輕人努力自強外，每人都多走一步，每人都多出一分力；在日常生活中，在制度中，去接納，去關心我們身邊的年輕人，是目前來說大家即時可做，及有機會成為及時雨的一步。

學子輕生勿草率歸因於制度

今年是復課後的第二年，去年是假復課，今年是真復課。為何說去年是假復課呢？中學也許還好，全日制復課較早；小學在去年二月前，只是半日制復課，半天課一般能處理的都只是學生的學業，學業以外的事情因時間不足，只能盡量做。二月後，全日制復課，但沒有了開學的各項常規訓練，中途改變在校時長，只是做到了全日回校的「形」，但缺了全日制上課的「神」。

然而，不論半日全日，老師、家長、學生均不在狀態，大家肉體回校了，靈魂卻渙散，事事力不從心。筆者去年和今年分別寫了〈不平靜的全日制復課〉及〈誰來幫幫疫情後的大學生？〉兩篇文章，適逢《華夏教育》電子月刊邀稿，整理一下成為本篇〈疫情三年復常後的大中小學現象〉。近月多宗學子輕生事件，眼見社會的討論又開始針對「香港教育制度」。如此草率歸因恐怕令問題未必得到正視，本文嘗試從非教學制度的角度，剖析疫情後學生身心成長的挑戰。

小學生無日無之的「欺凌」事件

疫情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學生們在復課前已3年沒有認真地好好相處，每個人都在家中「做王」。重新回到學校來，才發現人與人之間相處需要這麼多互相遷就。「明明在家中大家都就晒我的！」學生個人的行為問題，及自私自利行為，在相處中就演變成人際間的問題。

當一方影響到另一方，就有人認為自己被欺凌；被欺凌者反擊，勢均力敵下，就不再是欺凌，演變成衝突。雙方均覺得自己是受害的一方，而向學校尋求評道理及「制裁」肇事者，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如老師當下沒有認真處理，或學校太重視或太輕視，都會引起一方或多方不滿。這對學校來說，也是很大的考驗。去年二三月，也有好幾宗類似事件見報。

可以預見的是，疫情3年，恢復元氣尚需要大量人力及時間，這些事情都將繼續發生。還望社會各界上下一心，了解並關注各種現象背後的成因，共同出一分力，幫助學校及年輕人在復常過程中可以返回正軌。

中學生功課友儕問題叠加中

中學恢復全日上課一段日子，但學生情緒困擾的問題，不一定是復課之初就出現。功課及友儕壓力，往往是開學後一、兩個月才逐漸浮現。在校內負責訓輔工作的同事都明白，每年11月、農曆新年後、復活節假期前是訓輔組最忙碌的時候。開學兩個月，學業負擔已漸漸加重，同學之間相處時間久了，又沒有假期相隔，往往就是出問題的高峰期。

香港年輕人自小學開始，就不斷被滿滿的學習及活動充斥生活時間。當他們成長上遇到問題時，成年人往往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為他們解惑，又或者太過急於解決事件，重新專注自己的工作，沒有足夠耐心引導年輕人分析及解決問題，以至遇到不順心的事時，年輕人心裏就只有忿怒及沮喪，發洩及絕望似乎是必然的結果。

常見的發洩渠道包括自傷行為及肢體衝突，加上絕望的心情，就會演變成不可挽救的遺憾。復常以來，聽聞有不少未有見報的年輕人輕生事件。去年二三月，也有幾宗企跳事件。

疫下急趕催高中生未適應大學

失去了三年正常的中學校園生活，對疫情後的大學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前輩說，中學的最後幾年，對年輕人的一生起着關鍵作用。回想自己的成長，及兩個正在讀大學的兒子的成長，這說法絕對正確。

如果以18歲作為成年的界線，高中就是成年前最後幾年。這是一個發現自己，以及學習理解他人和世界的階段。一個年輕人的自我形象、與人相處、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受這段時間的人生經歷及資訊影響。同時，這段期間的學術學習，不單影響到大學選科機會，也是日後在大學繼續學習的基石。

這樣看來，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就是三年高中都在疫情中度過的一群；大學一年級，則有半年復常後的最後一年相對正常一點的高中生活，另外兩年則幾乎空白一片。這或許能解釋，為何今年輕生的學子中，相對較多18、19歲的大學生。這個現象，是不是提示我們必須認真去看一看，現存學校中的18、19歲學生，實際上面對着的身心成長及學業困難有多大呢？

我們不禁會問，可以幫到這批年輕人的成年人都在哪裏？再望一下社會上的情況，各行各業不也是正努力在疫情後掙扎復常嗎？各個行業都有感從管理層到前線員工人數不足，工作質量及工作態度也成為管理層的關注點。這會否也是對年輕人的支援不到位的原因？